必赢手机app下载 / Blog / 医学科技 / 一个基层医生的怕和爱,春节里的中山故事

一个基层医生的怕和爱,春节里的中山故事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这个春节回家,她纪录了父亲从医第三十年的感悟。

图片 1

做了三十年医生的父亲,尝试从他的经历和视野中寻求一个解决医患矛盾的答案,最后发现只有做鸵鸟才能自我保护。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他希望建立起更健全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也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应该认识到救死扶伤是没有假日的”,这是他们对节日的共同解读。

今年是父亲做医生的第三十年

全年无休“护”百姓健康

三十年来,医患矛盾不断加剧,在我们这个西北地区农业人口占主导的小县城尤甚。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每年都要面对无数病人和家属的误解、谩骂,甚至还有病人家属扬言要「收拾」父亲;偶尔也会发生实实在在的肢体冲突……

李鑫是急诊科的医生,工作已有6个年头了,在他印象中几乎每个春节都在医院度过。他说医护人员早已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这时候他们反而更忙碌、压力更大。由于门诊停诊的缘故,病人只能选择来看急诊,每天要挂号400余个,就诊人次近千,比平时的病人数翻一番。今年除夕李鑫又被安排上下午3点到晚上11点的中班,负责内中区工作站的患者,在起床时他就发现身体不适发烧了,但他仍然准时到达抢救室。因为他知道急诊人员配备本就紧张,自己请假就要由别人替他上班,所以“轻伤不下火线”,能坚持就一定撑到底。在大约40平方米的抢救室内区里,李鑫推着病历车例行查房,他不仅要照看好内中区的30个病人还要接诊外面救护车送来的患者,在高负荷的工作下病情更严重了,高烧不退、上吐下泻,为了能继续工作下去,他在休息的时候给自己“全速”吊补液。当天与他搭班的李希医生知道他的病情后,主动帮助照顾他,一个人处理了大部分救护车送来的病人。救护车密集而来的时候,医生在吃饭也会频频被叫去,来回三次,年夜饭早已凉透。

有时候,父亲会抱怨,这个职业让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常常睡不好觉,高血压似乎也越来越严重了。

急诊护士高珮琳说:“春节期间,急诊内中外区总共有80多个病人留观,且病情都是比较危重无法出院的,等到节假日后病人周转到病房,情况才有所改善。”2008年来到医院工作的高珮琳,去年刚刚结婚,丈夫平时工作也忙,难得过年休息,两人却还是无法团聚,在今年春节里高珮琳有两个夜班两个白班,四天都要来医院,其余休息备班也要24小时在家待命,万一医院有事就要随叫随到。高珮琳感叹做她们这一行的找丈夫一定要找特别能理解这份工作,支持她们的才行。现在家人们都会根据她的工作时间安排年夜饭,有时白天吃,有时等到初一再吃。年里相聚的时间少了,高珮琳丈夫就早早来等她下班,陪她一起走回家的路。这几年工作中让她感触最多的是在这么喜庆的日子里,她也无法阻止生死瞬间。急诊室的生老病死越来越让高珮琳领悟生命的珍贵,没什么能比生命更重要的了。抢救室的节奏很快,但对于在这团圆的节日里却失去亲人的家属,高珮琳总是细心地帮助,给予最大的心理抚慰。她说,就算只说几句安慰的话或动作温柔地为病人撤去仪器,盖好被子,都能让家属心里好受些。

但他又离不开这个职业。他总是会津津乐道于哪个病人又被抢救过来了,医院又帮哪个家庭困难的患者垫了医药费;甚至也会高屋建瓴地分析基层医疗的现状,以及如何改进医患关系。

图片 2

每到年末,当这一年平安度过、医院里没有发生大的医患纠纷时,父亲总会深深舒一口气。

明察秋毫“保”一方平安

在他的字典里,「健康」和「平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对于家人,还是病人。

要保障医院节假日期间的正常运转,除了医护工作者外,还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维护着医院的财产安全和医院职工的人身安全,他们是分布在全院各个岗位上的保安人员。家在外地的治安队队长王爱军已经连续十三个年头未能回家过年,为了能让其他的同事们回家团圆,补充春节期间相对不足的人手,每年春节都会排到自己值班,即使不当班的日子,也不离开上海,为了保证有突发事件时能够随叫随到。王爱军说,谁都希望春节能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但节假日工作太忙实在走不开,我会在平日里抽空回家看看。

迟到的年夜饭

除夕夜的晚上,刚吃过年夜饭的他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一位刚做完手术两天的病人,突然病情恶化,在全力抢救后仍不幸去世。家属们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情绪非常激动。他一边在电话中布置应急方案,一边抓起衣服就往医院赶。王爱军赶到时,病房已经聚集了十几位家属,保卫处也抽调了大量人手,在保护本院医护人员安全的前提下,不停劝慰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引导他们走正规的途径解决问题。等做通家属的思想工作并送走他们,已经是凌晨一点多。

和往年一样,今年除夕,父亲仍旧没有在家里吃年夜饭。

春节期间员工们都放假回家,治安队加强了对全院的巡逻,楼宇内定点执勤队员每隔一小时就将全楼巡视一遍。机动巡逻队成员分两小组轮流巡查全院,重点查看配电间、机房、财务室、实验室及无人办公区域,保证节日期间不发生失窃、火警等案情。医院建筑面积大,巡查一遍就要花上两小时,除夕夜烟花齐放的时候,巡逻队员依然手持电筒穿梭于各个楼面之间。节后工作汇报会上,王爱军队长高兴地说,此次节日期间未发生一起失窃事件,由于节前的安全排查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未发生一起用水用电安全事故。

这三十年,父亲从一名普通的基层医生做到了管理层。唯一不变的是,每年的年夜饭,他都会在医院吃——做基层医生时,他在一线值班;做了管理层,他要慰问除夕夜在一线值班的医护人员。

随时待命“解”燃眉之急

图:除夕这天,父亲在去值班的路上。

过年时亲戚朋友一起喝酒聚餐,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食道被异物卡住的情况,这时急诊内镜医生就成了他们的大救星。罗添成医生这个春节当值初一和初四的班,让他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病例,有个急着大年夜飞回厦门的患者,临上飞机前来取了食管鱼刺,终于及时赶回家能舒服地吃上团圆饭;另外一个是在上海居住的北方人,他们家乡有吃饺子包硬币讨吉利的习惯,结果患者咬到硬币一激动咽了下去,过来取这枚“幸运币”。

久而久之,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挪到了正月初一这天。

节日期间,罗医生好几次跟家人吃饭吃到一半时突然接到急诊胃镜的任务,立刻放下碗筷赶到医院。罗医生说,“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应该认识到救死扶伤是没有假日的,不是你上就是他上。家里人对我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罗医生也曾多次被排到大年夜值班,他对食堂为职工位准备的年夜饭套餐印象深刻,“那天基本叫不到外卖,套餐菜式搭配丰富,味道可口,足见医院对员工的体贴与关怀。”

而我和母亲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就像我们早已习惯了父亲随时可能会被深夜的一通电话叫去医院一样。

细致小心“守”危重患者

轮到父亲值班的晚上,我总是听到父亲的值班手机不断响起。后来做了记者之后才发现,当年父亲的值班手机简直就是社会新闻热线的翻版——总是有光怪陆离的伤情病情发生,比如,有人在爬山途中被闪电击中猝死。

春节期间和平日有什么不同?心外科监护室郑吉莉护士长告诉我们说,普通病房的病人到春节期间会有所减少,而监护室的病人却越来越多。假日期间几乎天天有新收入院的病人,有从急诊入院的,也有刚接受完手术的,比如心外科在大年初一、初二依然在开刀。

我的童年记忆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至今记得的场景是:在门诊部里,父亲穿着宽松的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在病人的胸前摸索。而在我关于日常生活的场景里,父亲的面目始终是模糊的。

心外监的护士大都已为人母,年长一些的妈妈们需要陪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和课外活动,而这些往往都在节假日,如果需要值班,她们从不会因此提出困难,总是自己想办法协调。如果被排到除夕那天的小夜班,年夜饭肯定是吃不上了。护士长说,每年的排班记录她都一直保留着,在排除夕那天的班时作为参考,就是要避免有人连续两年吃不上家里的年夜饭。去年是你,今年是我,如果实在排不开,小夜班换成大夜班也行,至少让护士们和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再精神饱满地来上班。很多护士是家庭里家务活的主力队员,在值完小年夜的夜班后,早上回到家又开始为张罗一桌丰盛的年夜饭而顾不上休息。她们理解自己这份工作的特殊性,从无抱怨,因为尊重她们的事业。无论多么忙碌依然不忘照顾丈夫孩子,因为爱她们的家人。

父母的工作总是很忙。年幼时,我一度痛恨他们的「冷漠」。三四岁时,我生了一场病,在父亲工作的医院打了一个礼拜的点滴。整整一个礼拜,父母几乎都没有时间照顾我——我被拜托给了父亲的医生同事们。

图片 3

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我第一次为父亲的职业感到骄傲,才渐渐释怀。

平日里监护室护士为病人一周洗一次头,新年前夕,为了让病人们清清爽爽过个年,特地请来了理发师为所有病人理发,这样一天下来,护士们要为所有病人逐个清洗头发,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大家都认为是值得的。监护室由于住的都是重病人,仪器、管线繁多,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和增加感染的机率,一般禁止家属直接进入探视,只能隔着玻璃幕墙遥遥相望。为了满足病人和家属在新年团聚的热切愿望,除夕这一天,破例允许家属探视15分钟。为此,护士们为家属“全副武装”,穿上隔离衣,并且寸步不离地防止出现闪失。对医院这一人性化的决定,家属们纷纷感激不已。

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在老家的巷子里,周围都是熟悉的街坊邻居。他们有个头疼脑热,总会请父亲帮他们开张药方。而父亲也是乐意为之——普通感冒,几毛钱买袋银翘片就可以搞定。

零点钟声敲响时,她们依然陪在病人身边密切注视着病情的变化。护士长说,春节期间和平日的工作也真没有太多不同,闪光点虽美丽却短暂,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更见可贵。

为了感谢父亲,邻居们做了好吃的都会送些给我,有土特产也会捎一份给我家。就连和父亲一起走在巷子里,我都能感觉到邻居们看父亲的眼神带有一丝丝的敬仰。

合理统筹“助”有条不紊

那时候,在父亲工作的医院,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也总是挂着一面面锦旗,上面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妙手回春」。

怎样才能保证医院在节假日期间依然提供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呢?医务处孙湛副处长介绍,“为保障节假日期间的医疗救治力量,应对急诊的就诊量不减反增,多年来急诊科将节假日期间排班常态化,根据急诊现有诊室、诊位的条件,实行满负荷排班,也就是把诊室诊位都开足,同时把节假日期间的岗位设置固定成正式班,每逢节假日每天较平时台面增加3个班次达到16人次,抢救室维持每天8人次满负荷运转。”

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职业还有那么一点点神圣。

医院要求各科室各级值班人员务必按照节日排班要求到岗到位,不得擅离岗位;特别强调各科室二线班医生应按规定在院内值班。各值班人员值班期间务必保持手机畅通。各临床科室要避免科主任和副主任同时离开上海。科主任必须安排足够的高年资医疗力量留驻上海,以确保应对急诊及病房内可能出现的各类医疗问题。要求有周转部的科室,应安排好每天周转部的医疗力量,保障查房质量,不得以“节假日医务人员少”为理由拒收急诊和周转部的病人入院。

但很快我又意识到这个职业的危险。

在医院的合理统筹和全院各部门及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守护下,确保了又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一次外出回家,我听到父母神色紧张地感慨:「幸亏她不在家。」在我百般追问下,父亲才跟我说起,在我外出的时候,我们小县城里一个有名的瘾君子跑到家里来,希望父亲给他开几剂杜冷丁(一种临床应用的合成镇痛药,作用和机理与吗啡相似)。父亲以没有权限开麻醉药拒绝了。瘾君子周旋了一阵,看确实没什么希望便走了。此后,父亲一直心有余悸,生怕他再次造访。

图片 4

好在,没有第二次。

记者手记

流失的信任感

春节期间,医院里总有这么一些特殊的群体:当别人都放假回家跟家人团聚时,他们却默默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当别人可以趁年假歇歇脚时,他们却要比平时更加忙碌地工作;甚至跟家人吃顿团圆饭,对他们而言都成为一种奢望。2013年春节期间,他们坚守在临床工作一线和其他劳动战线上,用奉献诠释新的一年。

从十年前起,父亲就不做一线医生转做行政了。但他似乎更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看起来是变得更闲了,但实际上心却更累了。

我们采访了几位春节期间本院的值班医务人员和安保人员,他们都说他们的故事很平凡,因为这也是大家的故事。

这个时候,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对我们这个有 27
万常住人口,而农业人口占了七成以上的西北地区小县城来说,医患对立的情况更为严峻。而基层医疗资源的匮乏,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误解的小故事。

一次,一个在乡镇的病人家属打 120
叫救护车。碰巧,医院的四辆救护车全都外出了。病人家属只好自己找车把病人送到了县城,但到医院门口时,病人已经快不行了。而此时,这位家属正好看到医院院子里赫然停着一辆救护车。

质疑随之而来。

「明明有车为什么不派?」「如果派了,病情就不会被耽搁。」病人家属的怒火一触即发,之后,四十多位病人家属堵住医院大门要求索赔。直到派出所介入,给病人家属看了医院当天的视频监控,疑虑才被打消。

真相是,在这位病人家属的车到医院门口的前几秒,他看到的那辆 120
救护车才刚刚回到医院。

「就是一种不信任的感觉。」父亲事后总结。

图:除夕这天的医院

而对父亲的外科同事们来说,这种「不信任」和「被怀疑」的感觉更加明显和频繁。

在手术前的医患谈话中,越来越多的病人家属会用手机录音、拍照。这让父亲和他的很多同事们觉得心寒,「就好像是已经做好了一定会发生事故的准备,准备和医院打官司,而医生有绝对的责任。」

家乡小城是信访大县,从上到下都贯彻着「捂盖子」的理念。发生医患纠纷后,即使医院没有过失,病人家属一闹,迫于上级压力,医院也只能忍气吞声——赔偿。

时间久了,赔得多了,医院也开始学会「鸵鸟式」的自我保护——为了避免可能的纠纷,碰到比较难缠的病人,直接让他们转诊。

父亲有些无奈,明明是可以在县城的二甲医院治好的病,非要去三甲医院。病人有了更多的额外支出,也给上级医院的医疗资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但如果不让转诊,如果出现医疗事故,又将是漫长的医患拉锯战。

有时候,发生医疗纠纷后,父亲会接到病人家属的电话。还没等父亲开口,电话那头用近乎狂躁的语气大骂:「你们这些无良医生!」「你小心点!」挂了电话,父亲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苦笑一声。

「都会好起来」

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感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父亲不知道,但他一直想知道。

在过去一年里,父亲所在医院的鸵鸟原则,让医患纠纷数量下降了一大半。但弊端也很明显,我们这个小县城二级医院的转诊率达到了
15%——超过了上级规定比例的 5 个百分点。

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病人越来越少,县级医院运营状况堪忧。

父亲常常会跟他的一线同事们说,对病人多一些理解,留住更多的病人。但他更真实的想法是,要是有更有效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医生和病人都没这么艰难了。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位高龄博士产妇在医院怀孕生子猝死的新闻给父亲。

父亲自然觉得医院是弱势群体。「产妇死因是主动脉夹层破裂,和医院有什么关系呢?还居然以单位的名义出来质疑医院。」父亲有些义愤填膺,「这时候卫计委就应该出来声援医院。」

「声援有用吗?」我问。

「当然有用了,要给我们医护人员信心和尊严。」父亲有些执拗地说。

在不被理解的时刻,只有医生才能理解医生。这是一种同行间的守望吧,我想。

现在,我们家已经搬离了老家的那条巷子,住进了单元房。熟悉的邻居们已经变成了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偶尔见面只是点头寒暄,不再有街坊邻居找父亲来开药方了,更不会有邻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拿手厨艺和土特产了。

父亲时常会怀念十多年前在一线做医生的日子——那时候,工作内容单纯,医患关系也没那么复杂。

前一两年,父亲总会在朋友圈里分享许多关于医患关系的文章。这一年,少了很多。他明显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睡眠不好、记忆力衰退、血压还在升高。

他决定不再想那么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时下班后,父亲找几个朋友爬爬山,路上聊聊天。站在山顶上俯瞰小城全景、凉风掠过脸上的汗珠,那个时刻,所有的烦恼都忘光了。

在北京工作后,我明显地感觉到父母的孤独。和母亲经常电话叮嘱天气变化的唠叨相比,父亲对我的思念更加隐蔽——他会时不时在微信上和我分享工作的细节、自拍照、以及爬山时遇到的风景。他乐此不疲,不管我会不会回复。

这次回家,我在自己房间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地图册,唯独北京地图这一页被翻得很旧。

我几乎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想念我的时候,父母坐在我的房间里,翻开这本地图册,触摸我工作的东城区,再寻找我住的朝阳区……

我想,过年这几天,我应该多陪他们聊聊天。

剥洋葱 people 由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出品,专注有态度有温度的人物报道。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